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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察官本质上是炒菜者，而不是端菜者。努力向菜品色香味俱全的目标迈进，努力成为创造新菜系、引领新潮流的大师级厨师，是我们这一代检察官的奋斗使命。

从事刑检工作二十年，有三个问题曾长期困扰我：

为何很多优秀的法学院学生进入检察官队伍后，很快丧失学习的锐气，泯然众人矣？

为何面对争议案件，甚至可能不构成犯罪的案件，部分检察官更倾向于追诉指控？

为何判决书的总体质量要比起诉书好？

造成上述三个问题的原因很多。但我认为，角色定位偏差是其中极其重要的因素。

我二十年前刚进检察院工作之初，实务中就有“公安做饭、检察端饭、法院吃饭”的说法。很多同志尽管不十分赞同，但也认为这句话有几分道理。如果检察官始终以端饭者自居，饭菜好坏（案件质量）是做饭者导致的，最终评判是吃饭者决定的（判决），而检察官只是中间检测环节（审查把关）。如此定位，恐怕检察官的责任心和业务能力永远难以提高。

需要反思的是，在刑事诉讼中，检察官的角色定位是端菜吗？鉴于炒菜、端菜、吃菜这个比喻，具体生动又深入人心。我们继续用这个比喻，来分析检察官的角色定位。

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，侦查机关是上游公司，负责从无到有的提供原料（证据材料），最为辛苦；审判机关是下游公司，负责组织厨艺大赛（庭审）；检察机关是中间公司。

1.当上游公司认为原料足以参加厨艺大赛时，就移送给检察机关。

2.检察机关收到原料后，会安排检察官做如下工作：

第一，把原料洗干净（对证据进行梳理）。在清洗时，检察官如果发现菜叶黑了，就咨询上游公司。上游公司答复送菜的路上掉在水中脏了（给予合理解释）。检察官洗后发现确实干净了（证据补正），就继续使用（瑕疵证据补正后的采用）；洗后发现菜叶已经腐坏，不是脏了（侦查机关解释不合理），就择掉（排除非法证据）。

第二，寻找最适合炒菜的菜心（裁剪证据之间能够印证的部分）。如果上游公司送来的主材或辅料不足，无法搭配出菜品，检察官就会建议上游公司继续采购（退回补充侦查）；如果上游公司未按照要求采购或者检察官对原料来源不放心，就自己去采购（自行补充侦查）。这个过程中，检察官既要体谅上游公司的艰难，很多原料需要春播秋收（长时间经营案件），甚至跋山涉水，所以不能提出不合理的建议，甚至非要龙肝凤髓（不可能调取到的完美证据），又要紧紧围绕炒菜的合理组成提出买菜建议。切忌不能提出建议之后，在炒菜时才发现原料太多（证据冗余）或根本不需要（证据被放弃）等情形，造成人为的资源浪费。

第三，把不同的原料组合搭配看更适合做什么菜（证据分组证明事实）。上游公司移送原料时，一般会建议检察官炒菜方向，比如地三鲜（绑架罪），并送来茄子、红辣椒、青辣椒、土豆等原料。检察官由于经常参加厨艺大赛，更熟悉菜谱（法律法规），更明白如何运用原料（证据），更知道评委（法官）的口味。所以会根据以往经验，来判断上游公司送来的原料适合做什么菜。如果发现茄子的量更大（非法拘禁他人事实清楚），而土豆的量不足（勒索财物的证据不足），经再次采购或自行采购，发现手头原料只能做红烧茄子（非法拘禁罪）。检察官就会改变菜名（犯罪定性），移送参加厨艺大赛。当然，也有可能发现剩下的原料，还能做其他的菜品，如辣椒炒肉之类（追加犯罪嫌疑人或犯罪事实），或者有做新菜的可能，此时检察官就会通知上游公司继续供货（移送犯罪线索）。

第四，在上游公司采购原料时提前介入。由于在上下游公司之间长期磨合，位于中间的检察机关，会发现上游公司更关注能不能吃饱（重视破案），但对量刑证据和罪名方向证据重视不够。检察官就会在上游公司采购原料时提前介入：一方面，建议采购炒菜可能的原料（不同罪名取证方向和方式不同），建议关注主材（定罪证据）的同时，必须关注辅料（量刑证据）。否则，时过境迁，时令菜就没有了（不及时取证就无法调取包括电子证据在内的很多有时效的证据）。另一方面，强化法律监督，避免原料在采购时被污染（影响采信），甚至腐烂（非法证据）。更重要的是，能够向社会公开证明收集原料的合规合法。

第五，会把做好的菜移送给下游公司，并在厨艺大赛上展示。检察机关不会把所有原料都在厨艺大赛上展示，而是选择最佳组合搭配的关键原料（出示相互印证的证据摘要而非全部证据全文宣读），进行展示。

3.厨艺大赛环节。为公平公正，且经得起历史检验，会安排其他厨师来挑刺（律师辩护）。在其他厨师质疑原料不合格，可能农药超标（严重瑕疵证据），甚至菜品腐烂（非法证据）时，检察官有说明的义务（刑诉法第59条规定，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，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）。检察官如果能够拿出原料溯源监控录像（取证全程录音录像），证明全程监控，原料没有问题，就不影响继续比赛；如果面对质疑而举证不能，评委会排除相关的原料，检察官就会面临出局的风险。

当然，同样是炒菜，质量却又大相径庭。有的检察官做的菜，只能吃饱（能判有罪）；有的检察官做的菜，不仅能吃饱，还好吃（庭审质量高）；还有的检察官做的菜，色香味俱全（三个效果统一）。检察官做厨师的最高境界，是能够用原料创造新菜系，引领新潮流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和法治进步的引领者）。

行文至此，这个比喻已基本呈现了刑事诉讼的大致过程：即上游公司（侦查机关）备料（证据）、检察官炒菜（以起诉书事实为核心组建证据体系）、下游公司（法院）评判。检察官本质上是炒菜的角色，是厨师，而不是端菜者。

回到我最开始提到的三个情况，为什么在业务能力、担当精神和起诉书的质量方面，我们部分检察官会有明显的短板？

很大原因就在于有些检察官的角色错位，仅仅把自己置于端菜的位置——认为对于菜品质量，上游公司是直接责任，自己作为检测人员只是监督责任；认为评判的角色，由下游公司承担，有可能构成犯罪的，就直接端给下游公司；认为起诉书多写多错，“惜字如金”，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只是罪状式的抽象化概述，没有具体的犯罪动机、犯罪方式等足以明确该笔犯罪特质的事实。

如果仔细观察我们的上游公司和下游公司，就会发现，他们各有所长。这与角色定位、职业要求密不可分。例如，对于下游公司的法官，判决书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产品。法院的判决书除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外，都要公开。公开的判决书，需要对控辩双方的观点一一回应，这就会倒逼法官反复雕琢措辞用语和逻辑条理，而不会采用“惜字如金”的鸵鸟战术，存疑的案件想要蒙混过关自然是难上加难。长期锤炼，法官队伍的释法说理能力就明显提升。

检察官只有明确自己是炒菜者、是厨师，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责任感，承担起厨艺大赛之前的主导责任：厨师的每个菜，都会标注厨师的名字（起诉书落款检察官），在厨艺大赛中供食客（群众）、同仁（律师）和评委（法官）点评。厨师必须在参赛之前对食品原料（证据）的质量负责，要关心上游公司的进货渠道、原料来源，要按照最好的菜的标准提出原料要求。如果厨师把关不严，就要承担后果。顾客吃坏了肚子或者觉得菜不好吃，第一时间会去找饭店索赔，而不可能去找上游公司索赔。如果菜品原料腐败，上游公司确实有连带责任，但是菜品做的不好吃，就不能再指责上游公司的原料，只能怪自己厨艺不精，毕竟高手都是用最为平常之原料做出了美味佳肴。

检察官一旦将自己的角色定位在炒菜者，就应知道自己工作重点在何处。对后厨而言，洗菜很重要、择菜很重要、分菜很重要……但参加厨艺大赛，才是检察官的核心工作（以审判为中心），提交的菜品（起诉书载明的指控事实）是检察官工作成果的集中体现。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，是要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、认定证据、保护诉权、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。这前提就是有明确的指控事实，庭审审理的范围也要围绕指控犯罪事实来展开。起诉书的质量至关重要。一份合格的菜品，应该是定罪量刑情节齐备的、详实载明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的起诉书。但是司法现状确实不容乐观：“一句话”起诉书比比皆是；“一逗到底”的段落不是个案；指控事实滥用“琐事”，忽视案件起因，甚至正当防卫、防卫过当、被害人有严重过错等情节。

事实上，每个案件对犯罪事实的归纳（炒菜），实为对全案证据（原料）的综合运用。检察官撰写起诉书时，有的事实无法落笔，就会发现证据的不足和薄弱之处。在指导办理震惊全国的“垃圾跨省倾倒太湖西山案”时，我和基层院案件承办人用5个晚上反复推敲案件事实，每天都能发现新的证据细节或者补充新的证据。在撰写犯罪后果发生地时，我发现太湖西山岛属于第一批国家风景名胜区和国家地质公园，在特定环境倾倒属于重要的量刑情节，但在案却无任何证据，随后及时补充侦查，增加了这一情节；在归纳犯罪造成重大损失的数额时，我发现缺少部分证据，进一步取证后，将数额从开始的1000余万元变更为800余万元。撰写起诉书，就是在反复推敲指控事实。对每一句话、每个字核对证据来源，完善细节叙述的过程，必然涉及整体证据的运用。如果不管细节，大而化之，就会降低对证据的要求，导致指控事实不准确。对菜的标准降低到吃饱为原则，端上法庭后，必然味同嚼蜡，食之无味。

选择端菜还是炒菜，这是个问题，又不是问题。不喜欢炒菜的检察官无法成为合格的检察官。从确保能吃饱（有罪判决）做起，努力向吃好、色香味俱全的目标迈进，努力成为创造新菜系、引领新潮流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和法治进步的引领者）的大师级厨师，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检察官的奋斗使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