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两学一做·每天一课】 “学”与“做”是一辈子的修行

“学”与“做”是辩证统一的

学是基础，做是关键；学是做的前提，做是学的实践；学是前因，做是后果。不学，不知如何做？为什么做？为谁做？做到什么程度？不做，无法证实学的有用，无法提高自己的能力，也无法检验学的内容和方法是否对头，更不能实现工作目标。学中有做，做中有学，学是为了做，做要不断学。学是做的开始，做是学的继续。学与做是一致的。当然，学不是死记硬背，学中有思，学中有悟，学中有解；这个解，是思考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。做，不能照搬照套、依葫芦画瓢，做有联想，做有思考，做有判断，在思考、联想、判断中创新。学做结合的最好方法是，带着问题学，根据“学”的要求做，使做有标准，做有法则，做有指导。学是为了做，做中遇到问题再来学。如此循环往复，既增广了知识、扩大了眼界，又锻炼了意志、提高了能力。经验主义者，凭老经验办事，会犯刻舟求剑的错误；本本主义者，不顾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”这个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，不考虑时空变化，用一个框框套所有问题，必然要闹出削足适履的笑话。

“学”和“做”的关系， 就是“知”和“行”的关系

《尚书·说命》中曰：“非知之艰，行之惟艰。”王阳明说：“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”古人既强调“知先行后”的规律，又感叹“知易行难”的实际困境。孙中山先生赞成“知先行后”，反对“知易行难”。作为一个开拓时代的革命者，他从革命艰难竭蹶的探索中认识到，中国历经多年的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，不在于不行动，而在于不知道应如何行动。“古人说：‘知易行难’，我的学说是‘知难行易’，从前中国百事都腐败的原因，是由于思想错了。”“倘能知之，则建设事业亦不过如反掌折枝耳。”为此，孙中山先生还作了“行易知难十证”。知难行易，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，不怕做不到，就怕想不到。当然，这想，不能是异想天开的妄想，只能是循理而进的联想；不能是无中生有的空想，只能是实事求是的构想；不能是为一己私利或企图平步青云的痴想，只能是为人民服务和实现人民主体地位的理想。

既要知“行之惟艰”， 也应知“知之不易”

《中庸》曰：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”“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”四个步骤，均属于“学”的过程，而属于行的只有一个“笃行”。但一个“笃”字，限定了人们在行的过程中，要忠实履行义务、全心全意投入到行的实践中去。孙中山先生也说：“抚已有之成效，既不敢不自勉，思现存之缺憾，又不敢不自奋，则惟有夙夜黾勉，前进不已，以求最后之成功已耳！”此话尽显“行”之艰难。他逝世前还在《国事遗嘱》中谆谆告诫同道：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须努力。可见，革命之“知”不易，革命之“行”亦不易。应该说“知易行难”和“知难行易”是针对不同的人、不同的事和不同的阶段而说的。前者，是针对大政方针已定的执行者而说的，后者，是针对探索者、初创者和革命先行者而说的；前者，是就实现目标的建设过程而说的；后者，是就建设目标和建设路径的探索而说的。实际上，“知”和“行”是辩证的统一。求知，要行动；实现，也要行动。前者的行动是探索真理，后者的行动是实现真理。如果把“行动”等同于“行”，那么“知”和“行”都要“行动”，一个是以脑力探索为主的“行”，一个以体力行动为主的“行”；脑力探索中要有体力支撑，体力行动中要有脑力指导。在现代社会，做任何工作，都是“学做一体”和“知行合一”的。

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，基础在学，关键在做，既综合了“知之非艰，行之惟艰”和“知易行难”的学说，又超越了这两个学说，代之以“学”是基础和“行”是关键的理论。基础者，根基和前提也，无基础，无根基，即无立锥之地、无前进方向、无指导方针、无历史借鉴；关键者，事物运转之枢纽也，抓不住关键就等于放弃，放弃执行、放弃建设、放弃努力，空有思想、计划、实施方案又有什么用？现在的问题是，一些党员干部，既学得不深，又做得不实。学时，蜻蜓点水，浅尝辄止，不思考、不研讨，大而化之，照抄照搬，靠秘书出主意、拿方案；做时，坐在办公室里指挥，关在会议室里立军令状，在电话里听汇报，下基层走马观花，不能亲临一线调查研究。这些问题必须引起重视，及时纠正。